作为我国当代文坛和海外华文写作的重要作家，严歌苓以她的勤奋、高产和优质，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研究界的关注。尤其是《金陵十三钗》《芳华》等同名电影的广泛热播，其影响更是越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成了大众热议的严歌苓现象。刘艳最近出版的《严歌苓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以其特别的研究视角，精准切入严歌苓的文学创作，显示出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不论是严歌苓早期的长篇小说“女兵三部曲”《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和《雌性的草地》，还是反映异域生活的《少女小渔》《谁家有女初长成》《扶桑》《无出路咖啡馆》，抑或是反映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和《芳华》等等，严歌苓的创作除了高产以外，都维持在了一个较高的艺术水准之上。尽管她的作品，与同时代的名篇巨著如王安忆的《长恨歌》、贾平凹的《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劳》等相比，似乎少了些厚重与饱满，然而，她作品构思之精巧、情节之繁富、意蕴之深厚，在雅俗之间，常常引起读者的关注与研究者的好评。许多作者啧啧称羡：她的创作动力为什么总是那样源源不绝？仅长篇小说就有20余部，而艺术水准又为什么总能保持在优秀的状态？
似乎应该回到严歌苓创作的成长背景。她的父亲是作家萧马，母亲是话剧演员，哥哥也是作家，自小就养成了良好的艺术天分与文学素养。1988年，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习，次年赴美，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攻读创意写作艺术硕士，专门学习文学创作技巧。对于这段学习生活，严歌苓常常感到获益匪浅。常常是班上十二位学生，围绕着一位写作教授，共同探讨文学创作中的技术问题，诸如如何展开对话，如何描写空间，当然更多的是探讨小说的结构如何才能引人入胜。可以说，严歌苓是当代文坛最早真正专业意义上的科班出身的职业作家。她懂得技巧，并能熟悉地加以运用，在同时代作家中是很突出的。
而青年批评家刘艳，则似乎是打开严歌苓创作秘诀的合适人选。从《严歌苓论》中，你能发现她对国外叙事学理论极其熟悉与了解。雅各布卢特的《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西蒙查特曼的《故事与话语》、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弗朗西斯瓦努瓦的《书面叙事电影叙事》、福柯的《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下文》等等叙事学和文体学理论，她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例如对于严歌苓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她认为作者具备了成熟的小说叙事能力，在叙述艺术方面，严歌苓属于早熟型的作家；不过相比于晚近的《上海舞男》和《芳华》，《绿血》在叙事方面仍略嫌青涩稚嫩，不够成熟老到。又如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刘艳认为作者将电影的蒙太奇剪接手法运用得活色生香，闪进、闪回灵活自如，拼接无缝，超出了她此前所有小说在“故事——话语”方面对叙事手法的运用。而最近的长篇小说《芳华》，刘艳认为在艺术上成功的标志在于，作者能够在第一人称叙事和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难以分离的混合压力中，依然很好地葆有小说的虚构性和文学性。以上种种，似庖丁解牛，从小说的“故事核”出发，层层分析出作者的匠心和巧心，在豁然开朗之中，了悟于小说的技巧与魅力。它揭开了作者的神秘魔方，从而也使读者更好地走近了严歌苓，准确地理解了她的作品。对于有着高超的职业化的叙事技巧的严歌苓来说，刘艳的解读是专业的，也是恰如其分的。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这本《严歌苓论》视野开阔，显示了论者扎实而广博的学养。她没有简单地作具体的个案研究，而是花了大量的篇幅详细地比较了严歌苓与於梨华、张爱玲、萧红、王安忆等许多作家的异同与优长，从而使《严歌苓论》显得立体而饱满。例如现代作家萧红，作者认为她与严歌苓一样，经常采用非成人视角叙事策略的复调结构，借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儿童话语和成人话语的交织，来表达成年作者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成人视角会渗入影响儿童视角，儿童视角又可以构成对成人视角的意义补充，从而产生一种叙事的张力。她认为这种叙事探索，显示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很长时间跨度里的呼应和长足发展。又比如，她认为严歌苓的写作技巧不同于先锋作家马原的叙事圈套，也不同于格非一度使用的叙事迷宫结构手法。严歌苓体现的是纯正的现代叙事学的理论和实践。无疑，这样的对比研究，准确地表现出了严歌苓的创作个性与文学价值。
对于严歌苓的创作，学术界私下也有人认为她写得太快、过于重视技巧，好似流水线般的作业。对此，刘艳在该专著中也作了专门的研究与回应。她觉得在中国的文学场域中，许多人觉得创作是一门无师自通的事情，往往对技巧持不屑和贬抑的态度。她发现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不是对小说写作技巧过于讲究了，而是还不够讲究，太不讲究。像严歌苓这样具有自觉的小说文体意识的作家理应得到更多的鼓励与赞扬。而且，刘艳还认为严歌苓并不是一个只会依赖技巧的作家，她的生活智慧和情感体验，主要来自于她对生活的深入观察与具体实感。比如写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时，她到河南农村去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写《小姨多鹤》时，她到日本去，住在乡下，那个村子里面有一半人曾到当时的伪满洲国去垦荒。写《陆犯焉识》时，她到青海去体验，自己花钱开座谈会，把劳改干部请来了解情况。写《妈阁是座城》时，她专门去澳门，了解赌场的情况，甚至自己也偶尔小赌一下，感受赌客的真实心理。刘艳指出，严歌苓的创作都有着较为深厚的生活积累，她是很认真、很职业地对待自己的写作。她有技巧，也有生活，这是她成为创作长青树的重要原因。
总起来看，《严歌苓论》既深入剖析了作者的艺术匠心，又合情合理地还原了作者的创作缘由，也可谓是曲里曲外两相知了。在具体、真切之中，阐述了论者对严歌苓的细致理解与准确把握，是当代作家论的一个重要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