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的一场雪，带来的意外惊喜让人无处安放。一个意外的约请更是锦上添花。雪来的时候，恰适饮酒，更何况还沾着正月节日的喜庆。
贺三革正是因为这场雪起意宴请陶大年的。多年前贺三革因为妻子工伤之事求助于陶大年的帮助，妻子工伤赔偿因此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夫妻俩心存感恩，却一直无以表达感谢。贺三革与陶大年说起来也是有些渊源的，他们不仅是一个村的而且还是小学同学。只是命运不同，一个是地方当政的领导一个是基层的平民百姓，如果不是因为陶大年退休了，以他们之间悬殊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活是不发生交集的。
望海楼是一个高档酒楼。坐落在水库南岸的山坡上，既可以远眺雪山又可以近观海鸟。是陶大年经常出入的场所，其在位时有人买单，不在位时仍有人买单，对于陶大年来说进出这里是家常便饭，既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一种生活习惯，是的，他已经习惯到这里就餐了。甚至这里的老板、服务员都非常熟悉他的口味，知道他约请几人，爱订哪个包间。
这里也是普通百姓向往的地方。贺三革他们一起钓鱼的钓友也经常拿那个地方打趣。“要是也能在里边撮一顿，出来当鱼食儿也值。”“进去看看也是好啊！听说里面端盘子的都不比电影明星差。”钓友们或许只是打趣，而这样的话贺三革听来就上心了。“他总幻想着有朝一日能理直气壮地走进去，一大把钞票拍过去，即使什么都不吃，就要一次那种感觉”。原本贺三革两口子就一直存有对陶大年感恩的心态，有了这种想法后，贺三革就更坚定了到望湖楼请客的愿望。在正月的第三场雪落下的时候，贺三革打通了陶大年的电话，约订了望海楼的饭局。
贺三革又请老同事、老棋友于少宝作陪，两人骑着自行车去望海楼，并提前到达。他们简陋、甚至有些寒酸的衣着明显不符合出入这里人的身份，以至于让服务员误会是来这里送鸡蛋的。直到他们报上包间名称，服务这才知道二人是和陶大年一起就餐的客人。“这不是咱们这种人来的地界儿。”走在望海楼让人眼花的甬道和台阶上，于少宝嘟嚷着，如果不是贺三革牛气十足地往前走，于少宝转身就想返回去。
如果不是一场雪带来的好景致，动了起意请客的念头。这原不是普通工薪阶层消费的地方。更何况是贺三革这种原本就不是很宽裕的家庭。妻子因为早年工伤致残而未能得到转正的机会，而工厂早已落伍于时代而凋敝、破败了。贺三革身上揣了两千元钱，他想陶大年最多带个司机加上他和于少宝也不过四人，两千元够了，却不曾想到陶大年订了八个人的包间，而且点了十八个菜。这顿饭从头吃到完，其实都没有贺三革和于少宝什么事，陶大年说起他们小时候的事，尽是些捉弄老师的事，而那些事贺三革都不怎么记得了。他和于少宝就像看西洋景的人，高兴地看着陶大年他们插科打诨、调侃。
那天的酒却喝得很尽兴，宾主相欢，尽兴而散。贺三革去买单，八千八百。尽管贺三革有心理准备，尽管于少宝有所准备，两人凑起来的钱还差三千八。“他把菜单拿过来看，小丫头指着一盏霸王羹说，一百二，是每人一百二。还有那盅益寿粥，都是用鲨鱼的脊背肉做的，每盅一百六，不是一共一百六。贺三革直愣愣的，手在裤子上反复搓，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吃法，两勺黏乎乎的粥，居然这么贵！”这样的饭如果不是有人买单，就是位高如陶大年者自己掏钱，也未必会点如此昂贵的粥食。尹学芸就在吃饭、就餐的细节中把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当下社会中存在的奢靡、享乐、腐败一一呈现出来。区区一顿饭就花去八千八，足够普通工薪阶层几个月的生活费。
尹学芸特别善于写底层人物的微妙心理。在中篇小说《李海叔叔》中，她塑造的李海叔叔是一个藉着“打秋风”而供养一大家子的精明、算计的知识分子形象。她把知识分子既贫困又不肯显示于人的心态写得幽微而传神。而在《花匠与看门人》中，尹学芸以敏锐的洞察力写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对官本位的崇拜和奴性心理，通过老陈与老胡的日常饮食状况以及靳尚日常生活豪奢细节的描写，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当下时代普遍存在的贫富悬殊与阶层分化现象。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是所展示的人物心理却写尽三秋，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大的冲突，但人性的变化却尽在纸端，这不能不说是她的高明之处。
如果不是在望海楼吃饭，贺三革身上带的钱不够买单，如果不是雪天路滑，在回家取钱的路途中从自行车上滚下大坡，骨头摔碎，挤压了骨髓造成终身瘫痪。如果不是因为喜鹊是陶大年家的保姆，喜鹊就不会和贺坤分手。
喜鹊是贺三革儿子贺坤的女朋友。喜鹊从十六岁起就在陶大年家当保姆，深得夫妻二人信赖。喜鹊在得知贺三革摔伤的真相后，感觉不公平。她觉得应该让这些吃饭的人都知道贺三革的病情，他们都是当官的应该有办法帮助贺三革，最起码能给他买一辆可以折叠可以升降的轮椅，天气转暖了可以推出去走走。当喜鹊告知贺三革因为请陶大年吃饭，在回家取钱的路上摔伤骨头导致瘫痪后，陶大年不仅没有回应这事，反而成了陶大年家讳莫如深的巨大隐秘。夫妻俩开始冷落喜鹊，并因此辞退了喜鹊。
喜鹊把这个想法告诉贺坤后，贺坤不但不支持，反而认为和那些人没关系。“喜鹊说，我把这件事告诉陶大年了，陶大年没有反应。我想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像陶大年一样没有反应，我特别好奇！喜鹊越说越悲愤，说级别那么高的领导，平常满嘴都是大道理，却对别人的灾祸一点都不在乎，真让人看不惯！”“我告诉你，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最起码他们缺我们一个道歉！”“……如果有可能，也请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喜鹊的想法在贺家也炸开了锅。“贺三革说，我干脆死了算了！我丢不起这个人，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家人！”“他大声说，我知道你们嫌弃我了！我活着干啥！”“……我不愿意看见她，看见她我心里不好受。”看到贺三革过激的情绪反应，儿子说，“爸，是不是看见她您就会想起陶大年？她不做保姆了，她与陶家没有关系了。”儿子的话点到了他的死穴。贺三革其实是个可悲的人，如果不是虚荣心作祟，他也不会选择到一个那么高大上的地方请客。他身上的小市民心态还表现在，对陶大年的感情变化上。这个一辈子让他心存报恩的人，最后却让他有着难以启齿的厌恶，而他身居高位，即使退休了余威尤在，他只能把这种不满情绪转移到无辜的喜鹊身上。
原本与喜鹊无关的事，却因为是贺坤的女朋友，喜鹊为主持公道，不仅丢了保姆的工作，而且也失去了男朋友。喜鹊并没有因为这些打击而气馁。她以她的方式处理着这些事情，先是到一家餐馆打工，租了一间房子。从前男友贺坤那里要过他的银行卡，给那些一起吃饭的人发短信。最后以诈骗被抓。
还是在望海楼，还是在瑞雪包间。因为一场雪带来的事情没有结束。
只是这顿饭是为左三东送行。左三东说起正月里吃饭的事，说起收到的短信。身为公安局领导要破这个案子是很容易的，而他所说的重点是识破了短信诈骗的事，他为这个得意，却并不真正关心内容。尹学芸就在看似不相关的两顿饭之间把人性的丑陋、冷漠揭示出来。喜鹊的善良、正义和尚小彬的悲悯、体恤，就通过这些官员的冷漠体现出来。这些平时说大道理，堂而皇之出入大酒店的人，对贺三革遭遇的灾祸无动于衷。这个人之所以会瘫痪，是与请他们吃饭有关的，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们都有连带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喜鹊的意识，明显高于贺坤。显然喜鹊有限的受教育程度，让她不懂得从法律角度正确处理这个事件，而只是凭借着善良、单纯的本能，做出如此举动。尚小彬的体恤还在于，她一开始进入酒店留意到贺三革和于少宝的衣着就提醒过陶大年，“我看这俩人不像大款，也不像做实业的。你兜一桌子人来，是不是请冒了?”而陶大年是消费惯了的，哪里会在意这些。“……这年头，一顿饭不算回事。”虽然陶大年这样说，尚小彬还是从车上拿了两瓶红酒两瓶白酒，因为她知道在这种酒店酒水贵得惊人。即使是这样，贺三革带的钱也不够买单。
共餐的几位（除贺三革和于少宝）都身居要职，知道事情真相后一个比一个沉默、冷酷，不仅没有丝毫的同情，甚至是不屑，没有起码的良知。只有尚小彬在收到短信后，打电话确认了贺三革的病情，看过他的家境，心甘情愿地打了三万元钱到卡上。“贺三革的样子真是太可怜……你们是没看见，一个久卧病床的人，脸跟纸灰一个色儿，人瘦得就剩下了一把骨头……..”
尚小彬的话让这顿酒没了滋味。
窗外景色还是那么美，倒春寒让天气乍暖还寒，窗外飞过的白天鹅，将一屋子人的阴暗和“小”都比将下去。
